引言　　2012年，是中国最大的道教门派----全真派创始人王重阳诞辰900周年。　　在道教界，王重阳是对中国道教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地位举足轻重，为众多教徒顶礼膜拜的开派祖师，自然有着众多的隆重纪念活动。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了解王重阳的人，除了其家乡父老，就是熟悉金大侠小说的武侠小说爱好者了，只是在金大侠的《射雕》三部曲中，王重阳属于武功超强的龙套型人物，并不为大家所关注。除了《射雕》中武功盖世，收了七个窝囊废徒弟，《神雕》中被描写为小龙女的师祖林朝英的梦中情人外，大家了解得并不多，也就更说不上自发地纪念他的900年诞辰了。　　望仙也曾经是一位武侠迷，只是尘世烦扰，时光匆匆，昔日的年少轻狂早已在岁月中沉淀。人到中年，除了碌碌的生活，就只剩下偶尔萦回梦中的侠骨柔情。而且，在物欲横流的今天，也不再相信当今这个世界还能有武侠存在的土壤，不再相信伟大人格曾经拥有的力量，更不相信世上真的会有神功盖世的大侠，乃至神仙。除了压力山大的碌碌生活，神马都变成了浮云。　　但偶尔萦回梦中的侠骨柔情，却总能不时唤起心中久违的激情。尤其是近期东海宵小屡屡作祟，年少时的激扬热血被重新点燃，大有按捺不住，从心底喷涌而出之势。　　2012注定是个不普通的年份。12月21日，一个很普通的日子，被玛雅人赋予了历法的终点，便不同寻常起来，美国人早在2009年，就用一部同名电影讲述这个年份的不同寻常：火山爆发、大陆碎裂，外星球向地球急冲而来，城市在燃烧，日本被淹没，海啸卷起一艘航空母舰直接拍到白宫南草坪上。　　当然，现实中已经过去绝大部分的2012并没有发生一件类似的令人惊恐的事件，不过，我们确实一直处于动荡、灾难、危机、战争、债务……这些同样令人心惊肉跳的关键词包围之中，尤其是时近年末，传说中的末日已近在眼前，许多人承受不住，做出了疯狂举动：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担心“末日”来临，私下在各方面做着“避难”的准备，如储备大量食物，尝试使用原始武器，演练打猎维生等。在美国，有300万左右的人为末日作准备，一个凤凰城的居民在自家游泳池中养了1000尾罗非鱼，他称当强大的太阳电磁脉冲把地球文明“变回石器时代”时，自己准备靠这些鱼生存。而另一对夫妇则在家里储藏了2.5万发子弹，以及足够他们吃半个世纪的食物。许多人在准备奢华的地下避难所，甚至让地产商大发横财。在国内，担心世界末日的也大有人在：南京女高工听信世界末日传言，捐掉几百万家产；呼和浩特年轻女子高楼抛撒财物。义乌的一位老大更是造出了中国诺亚方舟，虽然方舟的价格不菲，但订单仍然纷至沓来，目前订单已经超过21个。利用末日赚钱，倒不失一个宣传的好噱头。但接连出现的以世纪末日为借口，任意伤害别人，甚至屠杀孩子的事件让我们猛醒，末日到来，最是人性暴露，群丑上台狂欢的时候。　　好在社会大众并不相信真的会有世界末日到来。　　只是动荡、萧条，丝毫不见起色的国际形势也一再提醒我们，2012，注定是经历艰难险阻的一年，一团混乱之时，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如同电影所述，中国渐渐挺身而出，成为世界经济社会的中流砥柱。今天的现实同电影中的情节有惊人的相似，虽然没有毁灭地球级别的可怕灾难，中国在动荡、萧条的国际经济中继续保持8%左右的发展速度，成为支撑国际经济的重要力量。而且在东海岛争中果断出手，连出重拳，顺势推出航母，接着航母舰载机起降成功，令世界见识到当今中国的强大力量。也让国人顿生中国真要在末日拯救世界的自豪。　　但是，在王重阳生活的时代，却没有政府可以依靠。　　遥想王重阳生活的时代，宋金易代，战乱四起，中国北方陷入黑暗的异族统治，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在战火和铁蹄下苟延残喘，可谓真正的世界末日。这时能拯救他们出离水火的，不是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他们自保尚且无力，哪管得了北方遗民的死活。也不是大侠郭靖之流，即便真有其人，即便真的武功盖世，以区区个人微薄之力，又能救得了几人。更不会是金王朝，无论是前期赤裸裸的屠杀和贩卖，还是中后期的强迫同化及连年征战，都是奔着消灭汉民族文化去的。历史上真正出手相救的，就是《射雕》里的超级龙套王重阳和他的弟子们。他们才是当时面临世界末日的北方汉族民众的大救星。“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当现实的政权不能指望时，普通民众的选择非常有限，要么逆来顺受，要么揭竿而起，要么逃离，而这三条路径的终点，却不约而同地指向宗教，在宗教的庇护中艰难地活着。而面对当时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大乱局，王重阳挺身而出，先是“乘时或割据”，不成，遂在个人生命困顿中，经异人点化而幡然开悟，证道创教，接度弟子。由於他择地得当、收徒有方，在不足三年的时间感化了马丹阳等七弟子，促成一个崭新教派的兴起，改写了整个中国道教史。他用宗教实现了自己拯救民众出离水火，存续中华文化的宏愿。　　王重阳“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的全真道教，除了直接把数以万计的汉族遗民在刀口下拯救出来，更为当时中国北方的众多遗民提供了心灵的避难所。“遗民泪尽胡尘里”，当备受歧视的北方遗民对懦弱腐朽的南宋小朝廷彻底失去信心时，越来越多的北方遗民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归入全真道。　　令人遗憾的是，王重阳的历史遗产并不为后人真正理解，尤其是今天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不学无术，对历史没有丝毫敬畏之心，却紧紧抓住王重阳曾任金朝官职，全真教麻醉民众的等等所谓“证据”对王重阳大肆攻击，污蔑他是汉奸，是帮助金元统治阶级统治汉民族的工具。一顶顶耸人听闻的大帽子，地下的王重阳自然不会出来反驳，当年全真教庇护下的成千上万的汉族遗民也不会出来反驳，如果他们真能出来，肯定是一部非常棒的显示版穿越/惊悚小说。　　灾难面前没有精英，这些精英不信上帝的“末日审判”，也不怕被阴曹判官罚下十八层地狱，更不相信孔夫子的教导的，倘若把这些油盐不进，妙笔生花的所谓精英置于那个时空，绝对是一群丑态百出的跳梁小丑。　　作为一粒小小的道米，望仙无意去辩驳这些所谓的“证据”，只想从一个后来人的角度，在诸多繁芜庞杂的历史中梳理、还原出当时的情境，结果却惊讶地发现，王重阳及所开创的全真道，不仅能在末日的绝境中开启新的道派，复兴道教，在乱世活人无数，还在客观上保存和延续了中华文化，在精神层面更深刻地影响了民族性格。王重阳开创了内丹北宗并以道派教团形式弘扬丹道学，从而在道文化发展史上第一次正式地将丹派与道派合二为一、相得益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王重阳推广修持自身阴阳的清净丹法，以广度有缘，体现出普度众生的大乘豪气。王重阳创立全真道，革故鼎新，以卓然不俗而又至真至纯的“全真家风”，上承中唐以来日渐兴盛的钟吕及陈抟、张伯端的内丹学，在符箓道教极其凋弊的条件下，发展出新的道教理论，以三教合一为宗，以性命双修、功行并重为修炼门径，汲取佛教禅宗的心性理论、修行方式等诸多因素，对传统道教从教义、戒律，到宫观组织、修行方式，以及终极超越境界等方面都进行全面革新，可以说是开中国道文化千百年来未有之局面，从而促成了中国道教的新生。　　同中唐以降先后出现的吕洞宾、陈抟、刘海蟾、张伯端等内丹大师相比，尽管他们的内丹理论著作影响深远，但始终未能形成内丹派教团组织，只限于个别丹家递相密授。而王重阳则不同，他不仅有绝大的思想创造力，而且显示了超凡的传道智慧和组织才能，并吸收马丹阳、邱处机等七人为徒，终于使教门大盛。所以，全真道尽管比东汉时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要晚出1000余年，却发展迅速，成为中国道教史上可与天师道相比肩的影响最大的两个教派之一。此后道教的发展，全真道成为主流，而由丘处机开创的龙门派又成为全真道的主流，直到近现代，全真道保持了八百多年连绵不断的发展。　　而王重阳引儒入道，力倡“三教合一”，不仅提升了道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统摄与融合功用，更于衰危乱世中保存了中华道学文化之命脉。金元时期，北方汉族遗民连生存尚且无法保证，更谈不到汉民族文化的保存和延续，王重阳汲取儒释道三教精华，提炼升华为全真教义，传播给弟子道众，继而散播到全国各地，自此以後，全真道不灭、内丹学不失传、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则无灭绝之虞。　　同时，王重阳发起带动的内丹修行风潮，是一种在异族统治下，保护民族文化、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也是道教的宗教改革运动，更是一种“内在灵性的觉醒”运动。在当今人类生命深为物质文明所迷惑的时代中，王重阳全真道的“返本还原，求其本真”的内丹修行，仍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回首王重阳创教至今的八百年来，全真道沐风栉雨，与世浮沉，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尤其是全真道的历代宗师们，更是屹立潮头，执掌着全真道教发展的方向。从王重阳弃家修道，焚庵东行，投谭捉马，招徒布道，立会创教，力行全真；到马丹阳力挽危局，开肇门风，团结众师弟，巩固、发展教务。谭处端力倡在家修行，使全真道更合民情。刘处玄广建宫观，大行斋醮，促使全真道向积极入世修行转变。至丘处机，万里西行，一言止杀，救万民于水火，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丘处机的声誉亦登峰造极。尹志平宠膺上命，簪裳接迹，宫观相望，抚慰遗民，群盗罗拜受教，悉为良民，虽遐方远裔，深山大泽，皆有其人。又命编纂《元藏》，全真道的鼎盛局面得以继续发展。李志常体含妙用，动应玄机，通明中正，价重一时，但到晚年，因佛道矛盾激化，辩论中失败，被勒令焚毁道经，全真道遭到严重打击，其鼎盛局面从此结束。其后，王志坦、张志敬、祁志诚、张志仙虽苦心经营，全真教仍处于被抑制和打压的境地，难有起色。直至成宗即位后的元贞元年（1295），方使全真道从艰难处境中解脱出来。至苗道一，元武宗在至大三年（1310），加封全真教的祖师和重要弟子，北五祖由真君升帝君；北七真由真人升真君。其后，孙德彧、兰道元、孙履道、完颜德明等相继掌教。自苗道一起、每任掌教皆授封为真人、演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这是除玄教以外，其他道派掌教皆未获得过的褒封。他们在此褒封宠遇下，都相继由清静恬淡之士变为道士官僚。这种兴盛已不是尹志平时期的鼎盛，而是攀缘皇家所形成的“贵盛”。大约在元代中后期，南北归宗，又合并了真大道、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成为唯一的一个丹鼎大派，与符箓大派正一道平行发展。随着朱元璋夺取天下，全真道也彻底结束了其辉煌时代。明代抑全真，扬正一的国策，让全真教在整体上处于沉抑的状态，虽有张三丰横空出世，使全真道有了武当山这一庇护之所，但整个明代，全真道的活动一直在下层流传，分裂为诸多小派进行独自的活动。至清初，龙门派经王常月之中兴，更盛于其他各派。此时，全真有嫡系七派，又有明初张三丰所传的支派，万历间陆西星所传内丹东派，清嘉、道间李西月所传内丹西派，盖皆属全真道之旁系。以上派系再经繁衍，据《诸真宗派总簿》所载，即有八十六派，（含全真、正一两系），每派均有取名排辈用字。派系分衍愈多，并不表明全真道的强大，恰恰反映它的衰微。　　至民国，面对清末伊始的庙产兴学运动和席卷近代中国的科学民主思潮的冲击，全真道没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衰退之势，出现了教团组织零落涣散，神秘迷信色彩浓重，自我固闭性太强，教内缺乏领袖群伦的头面人物对社会主流的活跃参与的局面，社会影响力逐步减弱。与当时的佛教复兴运动相比，其颓势更为明显。朱元璋裁撤道观，每州只设一所，道士集中居住，不准新立观，不准道士与民杂居，云游传道，一下子就把以宫观经济为支柱的全真教根基挖掉，以后的明帝遵循这一政策，到嘉靖后方有放松，所以明代全真教比较沉抑1912年，北京白云观在方丈陈毓坤的召集之下，积极联络上海白云观及北方一些全真派的道观当家，在白云观率先成立了中央道教会，并草拟了《道教会宣言》、《道教会大纲》、《道教会要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书》等文件。道教界第一次有了合法的道教会组织，这是道教界争取合法存在的表现。陈撄宁先生是从理论上应对各种外来文化的挑战，推动道教教义进行现代化探索的代表。　　新中国成立之初，道教界的政治地位恢复得较晚，社会对道教的积极关注不及其他宗教，道教界需要时间适应新的社会、新的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由八人组成的宗教界人士代表团，中国五大宗教中就缺乏道教界的代表。道教终于也在1957年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之后于60年代又成立了道协研究室，出版了《道协会刊》，开办了道教知识进修班。这是道教界面对空前的生存挑战，第一次自觉地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重要标志，代表着全国道教界大多数人士的心声。文化大革命打断了伴随着道教复兴的步伐，之后的十年中，道教作为封建迷信几近销声匿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道教的生存环境大为改善，其发展空间也在逐步扩大。改革开放以后，道教迎来了又一个发展的契机。道教界开始收回并恢复其宫观，通过劳动自养、以寺养寺，实现了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了宫观的力量，重新吸引了信众。并且通过各种现代的传媒手段，道教宫观组织也扩大了自己在社会中甚至是海外的影响。虽然在人类亘古通今的历史长河中，全真教的800年历史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这却足以使“全真道”、“王重阳”及历代宗师的名字淡出人们的视野而为世间所隔阂与遗忘。然而，作为中国道教的中流砥柱，全真道的教义思想，对中国社会精神生活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已融入中华子民的血液之中，虽日用而不知。一旦遇到适合的环境，其中蕴藏的巨大而深厚的持续性张力将喷薄而出，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如今，政治昌明，宗教环境宽松，加之当今物欲横流，人们思想极端空虚的社会现实，使得全真道又显示出他的蓬勃动力，获得长足的发展，宫观林立，信众倍增。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不断地失道失德、物欲横流，以及人类普遍迷失自我真原的时代，重新发现全真道、发现王重阳、发现全真七子至尹志平、李志常，再到张三丰、王常月的历代宗师，进而体认和弘扬整个道家与道教文化之精华，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作用。第一部 法脉源流　　本来，我们的文章应该从大家耳熟能详的全真道开山祖师王重阳开始，但全真道有一个南北合宗问题，北宗势力大，南宗历史早。王重阳第一次甘河遇仙之时，在金正隆四年（1159），其时，南宗已从初祖张伯端递传至三祖薛道光(1078一1191) 、四祖陈楠（？--1213），而二祖石泰（1022 ---1158）刚刚于前一年去世。此前他一直在关中西部(今陕西咸阳、宝鸡两市)行医传道。三祖薛道光此时已81岁，离辞世尚有32年，四祖陈楠“政和（1111年-1118年十月）中提举道录院事”，此时年龄当不会小于20岁，以20岁计，陈楠在王重阳甘河遇仙之时也有64岁，陈楠少随薛道光学丹法，自是丹法已成。所以从时间计，南宗三祖薛道光、四祖陈楠，甚至二祖石泰的某个不知名的弟子完全可以做得王重阳的师傅。也就是说，从时间顺序讲，全真道南宗在前，应当先从南宗的开山祖张伯端写起。但如此行文，北宗的拥趸又不满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往前延伸，从南北宗共同遵奉的祖师开篇。一、 祖述钟吕　　对全真道历史有所了解的大虾们都知道“北五祖”，全真道北宗为表明自己的道派道统源远流长，称太上老君传于金母，金母传白云上真，白云上真传王玄甫，王玄甫传钟离权，钟离权授吕洞宾和刘海蟾，吕洞宾授王重阳，重阳授北七真。将全真道统上溯到老子，并尊神话人物王玄甫为全真道的始祖。北五祖即是王玄甫已降的五位祖师，即东华帝君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后经元世祖、武宗的诏封，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等遂被全真道北宗奉为“五祖”。全真道因有南宗北宗之分，王重阳等属北宗，故名北五祖。　　全真道南宗也有一个道统谱系。南宋白玉蟾《题张紫阳薛紫贤真人像》说：“昔李亚以金汞刀圭火符之诀传之钟离权，权以是传吕岩叟，岩叟传刘海蟾，刘传之张伯端。”白玉蟾三传弟子邓錡在《道德真经三解》中，载其师萧廷芝所列“大道正统”，说从浮黎元始天尊递传至华阳真人李亚，再递传正阳真人钟离权、纯阳真人吕岩、海蟾真人刘玄英，刘玄英分别传重阳真人王嚞、紫阳真人张伯端。　　可知南北宗都祖述钟吕、海蟾，但对钟离权之师和王重阳之师存在异议。这就产生了一个让我们非常困惑的问题，究竟谁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这些说法的来历。（1）　　先来看北五祖的由来。　　望仙在《道藏》第24册元彭致中编《鸣鹤余音》卷三中找到一首题名王重阳的《满庭芳》词，词中说：“汝奉全真，继分五祖，略将宗派称扬。老君金口，亲付与西王，圣母赐东华教主，东华降、钟离承当。传玄理，富春刘相，吕祖悟黄梁。登仙，弘誓愿，行缘甘水，复度重阳，过山东游历，直至东洋，见七朵金莲出水，邱刘谭、马郝孙王，吾门弟，天元庆会，万朵玉莲芳。”如果这首词真为王重阳所撰，则北五祖之说，为王重阳亲定。　　但有学者从王重阳的诗词集未载此词，五祖递传的传授世系，不见于王重阳的其他著作。王重阳及其同期道友的著述中也不见踪影的角度论证，认为难以认定该词为王重阳所撰。当为后世人假托。也就是说，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认为王重阳没有“北五祖”的说法。换言之，王重阳没有把东华帝君列为全真始祖。但他确实把祖述钟吕作为自己的学术渊源。　　通观王重阳流传至今的著作，可知王重阳自己认可的学术师承是钟、吕、海蟾。在王重阳诗词中，即有“正阳的祖”、“纯阳师父”、“海蟾师叔”的称呼，如《重阳全真集》卷3《酹江月》：“正阳的祖，又纯阳师父，修持深奥。更有真尊惟是叔，海蟾同居三岛。弟子重阳，侍尊玄妙。”《重阳全真集》卷5《月中仙?自咏》：“自问王三，你因缘害风，心下何处。怡颜独哂，为死死生生，最分明据。转令神性悟，更慵羡人夸五绔。愈觉清凉地，皮毛无用，那更忆丝絮。浑身要显之时，这巾衫青白，总是麻布。葫芦贮药，又腋袋经文，拯救人苦。竹携常杖柱，侍自在，逍遥钟吕，道余归去路，烟霞侣。”《重阳全真集》卷9《了了歌》：“汉正阳兮为的祖，唐纯阳兮做师父。燕国海蟾兮是叔主，终南重阳兮弟子聚。”《重阳全真集》卷9《窈窈歌》：“直待正纯阳，方称重阳子。”他将自己的学术师承分别称作“汉正阳、唐纯阳、燕国海蟾”。　　王重阳之所以祖述钟吕，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全真道北宗起于民间，带有民间反对金人政治的性质，因而早期受到金统治者的禁止，如不依傍一个有影响的正统道教，就很难立足；以钟吕为祖师，既可以提高自己的宗教地位，又可站稳脚根，以图发展。　　二是钟吕修仙理论内外兼修而偏重内丹，北宋末又形成钟吕金丹说，将此纳入其说，既可以标榜其师承，又可以丰富其理论。而且吕洞宾信仰中有三教合一思想，以钟吕为祖，有其理论上的一致性。　　第三，也是全真教祖述钟吕最重要的原因，即利用吕洞宾在民间的广泛影响来争取信徒，扩大本教在民间的影响。　　与此相应，钟吕一旦被全真教尊为祖师，随着全真教影响的逐步扩大，其传说尤其是吕洞宾传说也达于鼎盛。而后在元明之际的戏曲、小说中登台露面，尤其博得了民众的广泛喝彩，其盛况一直持续至近代，对戏剧、小说、宗教、民间传说等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称，自宋代以降，吕洞宾一直享有传说中的巨人的地位，诚如斯言。鲁迅先生也说：“政府银行还不如以吕纯阳为行长的银行更受北京市民们的依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重阳虽然将学术师承称作“汉正阳、唐纯阳、燕国海蟾”，却并没有说明自己在何时何地得到吕洞宾传授，这是一个宗教家诚实的表现。王重阳自述师授，在其所作诗词中多有记载，后人称之为“甘河两度遇仙”，只是王重阳本人并没有说过所遇仙是谁。　　在全真道文集中收录的王重阳本人所作诗词中，只有“两个先生”、“明师”、“至人”、“渊明”等称呼，没有将终南遇仙直接称为吕洞宾、刘海蟾的文字，如《重阳全真集》卷2《遇师》：“四旬八上得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一粒丹砂色愈好，玉华山上现殷红。”《寿期》：“害风害风旧病发，寿命不过五十八。两个先生决定来，一灵真性诚搜刷。” 《重阳全真集》卷3《换骨骰又》：“幼慕清闲，长年间、便登道岸。上高坡、细搜修炼。遇明师。授秘诀，分开片段。”《玉女摇仙佩》：“终南一遇，醴邑相逢，两次凡心蒙涤。”《烛影摇红》：“已当日、终南遭遇。拂开眸目，剔正心神，东临琼路。占真闲，水云游历成霞步。天涯海畔是前期，此处堪停住。等候明明师父。”卷7《卜算子又》：“谁识这风狂，谁识斯三拮。恰遇炎蒸得清凉，正寒也，成温热。因仰至人言，遂获真仙诀。”《重阳全真集》卷4《恨欢迟》：“名赭排三本姓王，字知明子号重阳。似菊花如要清香，吐缓缓，等浓香。学易年高便道装，遇渊明，语我嘉祥。指蓬莱云路如归去，慢慢地休忙。”称其为渊明，也证明王重阳本人始终将自己所遇道者当作不知名的隐士看待。　　两件最早的王重阳传记《全真教祖碑》和《仙迹记》也都没有指明是谁，且见面的具体场所也略不同。《全真教祖碑》说是王重阳当时在甘河镇上的一家屠户家饮酒吃肉，与“两衣毡者”相遇，得授口诀，碑文称两位道士为“二仙”。《仙迹记》则说王重阳“遇至人于甘河”。此处“甘河”当为甘河镇。第二次即正隆五年醴泉遇仙。《全真教祖碑》说是“明年再遇于醴泉”，也就是说，这次遇到的，仍然是上年甘河镇所遇两位道士。这一次，王重阳问他们“乡贯年姓”。答曰：“濮人，年二十有二，姓则不知也。”大定二十三年(1183)梁栋《重阳教化集序》，也只是说：“重阳蚤遇至人口传至道，乃结庐于甘水之上。”大定二十八年(1188)范怿《重阳全真集序》与梁栋说法相同：“真人博通三教，洞晓百家，遇至人于甘河，得知友于东海”，这两篇撰写于金代的文献，都与前两件王重阳传记相吻合。　　另外，徐琰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所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中，有一段话也值得注意：“迨乎金季，重阳真君不阶师友，一悟绝人，殆若天授。起于终南，达于昆嵛，招其同类而开导之、锻炼之，创立一家之教曰全真。”徐琰是受郝大通徒孙徐志根委托，撰写这篇碑文的，见《甘水仙源录》卷2。其所依据的相关事实，当源自徐志根之叙述。从碑文所称王重阳“不阶师友，一悟绝人”来看，郝大通一脉也不认为王重阳直接受教于吕洞宾和刘海蟾，但“不阶师友”属溢美之词。王重阳终南所遇神秘道者和与他同伴修道的和玉蟾、李灵阳，都是其师友，断不可否认。　　这样，一个疑问又产生了，既然王重阳不是直接受教于吕洞宾和刘海蟾，那么他的师傅，也就是甘河所遇之仙到底是谁呢？从王重阳的学问渊源和关中地区道教传播及王重阳自述看，王重阳祖述钟吕不假，但更确切的说法是受到陈抟一系的影响。　　先来看学问渊源，全真道属钟吕系金丹派的发展，其先性后命的内丹说，与陈抟一派很相近，这是受过陈抟系的影响的内证。　　王重阳所兴起的关中是陈抟所居之地，能得到陈抟系内丹之传是极为可能的。陈抟隐居华山40余年。同时，吕洞宾、刘海蟾也活动在关中地区。黄宗羲《宋元学案》卷12太极图说附：“考河上公本图名无极图，魏伯阳得之以著参同契，钟离权得之以授吕洞宾。洞宾后与陈图南同隐华山，而以授陈，陈刻之华山石壁。陈又得先天图于麻衣道者，皆以授种放。”《宋史》等也证明陈抟与吕洞宾有密切交往。陈抟身后，在关中地区长期流传其学术体系，直到明代，由火龙真人——张三丰传续的隐仙派还以陈抟为第三祖。北宋时主要是种放、张无梦、刘海蟾以及种放的弟子高怿。　　张无梦是陕西周至人，北宋初师从陈抟，后移居台州(今属浙江)琼台观十余年，又返回终南山鹤池隐居数年。种放生活于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以前，《宋史》有传。他是当时著名的隐士，却以贵为帝师闻名后世。他前期隐居终南山豹林谷东明峰，结草为庐，以讲习为业。因从学人众，得束惰奉养母亲，怡然自乐。其母去世后，经朝廷多次礼请，种放三次赴汴京，先后被授右谏议大夫、集贤院给事中、工部侍郎等职务，但在京城居留时间很短，绝大部分时间仍居住在长安，秦雍一带生员纷纷投其门从学。死后归葬终南。弟子高怿、张蛲、许勃，号称“南山三友”，门徒众多。范雍于仁宗天圣初(约1023)在长安建京兆府学，聘高怿讲授，诸生近百人，受到仁宗表彰，赐号“安素处士”。高怿讲学的这个京兆府学，就是后来王重阳就读的学校，陈抟学系的学术思想，必然对青年王重阳有深刻影响。张伯端(公元983年—1082年)一系也在关中地区活动。张伯端于熙宁二年(1069)在成都天回寺遇异人传授金丹药物口诀，其情节与王重阳类似。陆思诚《悟真篇记》据刘海蟾弟子王冲熙称：“海蟾之传，举世惟张伯端知其道”，疑张伯端在天回寺所遇异人即刘海蟾。《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直述张伯端于成都遇刘海蟾。其后，张伯端辗转于荆南(今湖北江陵)、汉阴(今陕西安康汉水南岸)、河东(今山西南部)修道、传道。熙宁八年(1075)左右，又由河东入陕西，一度在秦岭南麓的汉水、嘉陵江上游地区，即今陕西凤县、甘肃武都传道，因“三传非人”，触怒凤州太守，被判流放，解送陕北边塞，路过邻州(今陕西彬县)时，与石泰（公元1022 ---1158）相逢。因石泰与当地官员交好，经过疏通，由邻州太守作出免予流放的判决。张伯端因此传内丹学与石泰，而后经过长安，东出潼关，南归故里台州。石泰接受内丹学术后，继续在关中西部(今陕西咸阳、宝鸡两市)行医传道，直到王重阳（1112年—1170年）甘河遇仙之前一年去世。在他生前，崇宁五年(1106)，僧人薛道光到关中参访佛寺，于眉县青镇与石泰相遇，弃释人道，随石泰修习内丹。不久，薛道光遵从师嘱，由关中南下，辗转到达南宋首都临安，授徒陈楠；陈楠再传白玉蟾，张伯端学派即后世所称金丹派南宗在江南大行。　　从陈抟、张伯端两个道教学术流派在陕西关中地区传播的事实看，其时间链条基本上是可以衔接的，王重阳与这两个学派的活动区域也基本重合。陈抟再传弟子高怿于京兆府学讲学时在宋仁宗朝，距离王重阳就读京兆府学不超过百年，因此不排除王重阳曾师从高怿亲传或再传弟子的可能。而张伯端一石泰一薛道光一系学派在关中地区传播的时段，恰在1075—1158年间。这一段时间，包括了王重阳的青年时期。他在关中各地的游历过程中，难免受到陈、张两个学派的影响。石泰去世第二年，王重阳就在甘河“遇仙”，弃家入道，不能简单地看作巧合。王重阳所遇无名道者，来自陈、张两系的传人，可能性最大。而王重阳的赠诗中也有说明。楼主考据的很有道理，加油。别太监了。只是“令人遗憾的是，王重阳的历史遗产并不为后人真正理解，尤其是今天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不学无术，对历史没有丝毫敬畏之心”......，　　请问这些专家学者都有谁啊，拿出来奇文共赏，也好对照比较一下。《重阳全真集》卷10中有一首《赠刘四友》诗：“梦里逢师是睡仙，从公知道这因缘。若教足下还如此，也没惊忧自在眠。”睡仙是后世对陈抟的尊称。王重阳诗中尊其为师，显见陈抟学派对他的影响。　　国师尹《重阳教化集序》说：“自太上出关之后，有关令尹喜传袭其道，下逮钟离处士、吕洞宾、陈图南者，皆相继而出，于今得重阳真人及丹阳先生，亦接踵于世。”全真道早期文献将陈抟也列入本教派的传承系统，足见王重阳与陈抟学派间的渊源。　　之所以全真道之后讳言陈抟，当与陈抟与宋朝关系至为密切，其宋朝保护神的地位使得全真道在南宋敌对国金朝、元朝传教面临来自统治官方和民间的诸多障碍，为了便于传教，大力彰显钟吕的传授，至于陈抟则隐而不提。这当是王重阳祖述钟吕的最直接原因吧。@飞过太平洋 12楼 　　楼主考据的很有道理，加油。别太监了。只是“令人遗憾的是，王重阳的历史遗产并不为后人真正理解，尤其是今天的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他们不学无术，对历史没有丝毫敬畏之心”......，　　请问这些专家学者都有谁啊，拿出来奇文共赏，也好对照比较一下。　　-----------------------------　　不好提名字，都是发表在严肃期刊的所谓考据文章，随意剪裁，自说自话，不提也罢。会在文中详列他们的“证据”，至于网上哗众取宠的标题党文字，更是不提也罢。楼主这是篇考据严谨的学术论文，不符合现在快餐消费的人群口味，有些曲高和寡。不过，能将自己的成果展示出来，让一两个如我之辈的人受益，也不算失败。　　希望楼主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无回复。不要轻易废弃一个好的题材。现实生活中，楼主也是一个好的道教学者吧@飞过太平洋 15楼 　　楼主这是篇考据严谨的学术论文，不符合现在快餐消费的人群口味，有些曲高和寡。不过，能将自己的成果展示出来，让一两个如我之辈的人受益，也不算失败。　　希望楼主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无回复。不要轻易废弃一个好的题材。现实生活中，楼主也是一个好的道教学者吧　　-----------------------------　　一直对国学感兴趣,一颗道米吧。文字中尽量多摆大家不是很清楚的事实，少讲自己也没有弄明白道理，欢迎质疑、讨论。王重阳也确实提到过东华帝君。　　《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载王重阳回答马丹阳“何者为三命”的问题时说：“道常有也，在三者，东华帝君是心也，化十方诸灵大帝是肾也。”（《道藏》第25册第807—808页）说明王重阳知道东华帝君的名号，而且把东华帝君与内丹修炼联系在一起。只是王重阳未提东华帝君的名字，也没有把东华帝君与钟吕刘联系起来，更没有把东华帝君奉为始祖。　　到晚年，王重阳意识到吕洞宾信仰对全真教传教的重大作用。大定十年(1170)，王重阳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召集弟子吩咐传道事宜。马丹阳见状，连忙请求师父留下辞世颂，王重阳说已在关中吕道人庵壁上写就。这就为日后其徒众将钟吕奉为祖师留下了契机与暗示。到了大定十五年(1175)，即王重阳去世第五年，谭处端命吕道涓所立《四仙碑》中孙谦《四仙碑序》就有了王重阳两遇吕真人的记载。　　我们来总结一下，王重阳认可自己的学术师承为钟吕、海蟾，并提及陈抟老祖为师，但没有说得到他们的亲授。王重阳本人并没有北五祖的说法，虽提及东华帝君，但没有把东华帝君同钟吕海蟾联系起来，更没有把东华帝君奉为始祖。　　和王重阳同伴修炼的师友和玉蟾、李灵阳没有留下与北五祖有关的记载。（2）　　再来看重阳祖师的弟子辈的说法。　　谭处端(1123--1185)：《水云集》载：“吾门三祖是钟吕海蟾，相传玄奥，师父重阳传妙语，提挈同超三岛。”　　丘处机（1148--1227）：宋濂《跋长春子手帖》中说：“《长春真人邱公与其弟子宋道安手帖》首言吾宗承传次第非一朝夕者，盖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汉钟离权，权授唐进士吕岩。”（明宋濂《宋景濂未刻集》卷下）　　王处一(1142--1217)：《云光集》卷四《沁园春》词云：“元禀仙胎，隐七岁玄光混太阳。感东华真迹，飘空垂顾，悟人间世梦，复遇重阳。密叩玄关，潜施高论，皓月清风炼一阳。神丹结，继璇玑斡运，羽化清阳。欣欣舞拜纯阳。又虚妙天师同正阳。命海蟾引进，旌阳元妙，古任安尹喜，关令丹阳。大道横施，驱云天下，绝荡冤魔显玉阳。诸仙会，讲无生天理，空外真阳。” 　　谭处端词提及钟吕、海蟾、重阳，未提东华帝君。他命吕道涓立《四仙碑》，请孙谦作《四仙碑序》，明确说王重阳两遇吕真人；邱祖在手帖中提及东华少阳君授钟离权，但未指明为王玄甫，也没有提及刘海蟾；王处一词中不仅提到了东华帝君，而且还提到了重阳、纯阳、正阳、海蟾，后来全真道所宗奉的“五祖”这里都已提到。但并没有明确把东华帝君视为全真第一祖。同时他还提到了旌阳、丹阳、尹喜等，这说明在他的意识中“五祖”观念并没有出现。他们三人在书信诗词中提及的目的当是为了传教的方便。在传教过程中，他们意识到了王重阳临终的暗喻，与传统道教、吕洞宾信仰在民众的强大影响力接轨有利于全真道的发展，于是就构建了这样一个虽显粗糙但却意义非凡的全真系谱。这为后来宋德方构造全真宗祖谱准备了条件。郝大通在拜王重阳为师后，又遇到过异人，所以有了全真遇仙派。能让王重阳尊敬的异人应该不是无名之辈，而能让郝大通得王重阳真传后，又非常尊崇的异人，应该更了不起。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呢？按说这个年代，他们师徒应该是当时最了不起的道教大师了。同期的南宗、大道教等也没有一个可以和他们并列的高人了。南方的正一派，此时教理教义跟他们差距很大，不可能有让他们也十分尊敬，奉若神明的人。另外我觉得所谓遇异人传授，会不会是托词，实际上就是自己感悟，但是为了增强说服力，为了跟神迹扯上关系造出来的广告效应呢？毕竟这个方法在中国古代屡试不爽。（3）　　二传弟子的说法。　　宋德方（1183—1247）：《全真列祖赋》：“龙汉以前，赤明之上，全真之教固已行矣。但圣者不言而天下未之知耳。逮我东华帝君王公者，分明直指曰：此全真之道也，然后天下惊骇倾向而知所归依矣。帝君乃结庵于青海之滨，受诀于白云之叟，种黄芽于岱阜，煅绛雪于昆嵛，阴功善被于生民，密行远沾于后裔，然后授其道于正阳子钟离公者。......锡以大丹之秘诀，付之蕊笈之灵章，传周天起火之经，教飞龙铸剑之法，炼形似鹤，养气似龟。然后授其道于纯阳子吕公者......转头西过于青城，然后授其道于海蟾子刘公者，破钱知富贵之空，累卵示功名之险，顿辞燕相，恭礼玄都，陶真于太华之前，遁迹在终南之下，然后授其道于重阳子王公者。”（陈垣编：《道家金石略》第593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宋德方曾先后师事刘处玄、王处一和丘处机，所谓“三灯传一灯，一灯续三灯”，是丘处机西行十八士之一，所撰《全真列祖赋》，发展了谭邱王三子的说法，明确列明五祖授受次第，并明确东华帝君姓王，其师为白云之叟。@飞过太平洋 20楼 　　另外我觉得所谓遇异人传授，会不会是托词，实际上就是自己感悟，但是为了增强说服力，为了跟神迹扯上关系造出来的广告效应呢？毕竟这个方法在中国古代屡试不爽。　　-----------------------------　　自己感悟，史不绝书，王重阳一代创教宗师，既言遇以异人，当非托言，此为一；自悟肯定有，有人传授也是真，甘河二次遇仙即为证；异人指得道高人，当时陈抟华山终南一系（种放、贾得升、武子华等）的后辈弟子在周边活动，也有刘海蟾张伯端（秦陇）石泰（扶风）薛道光一系的传人，都是内丹大家，可能与他们有关。谢谢指教。（4）　　对宋德方执弟子礼的秦志安所撰《金莲正宗记》（成书于1241年）序言中说：“是教也，源于东华，流于重阳，派于长春。”卷一载全真道祖师东华帝君、钟离、吕祖，海蟾传记，卷二载王重阳、和玉蟾、李灵阳传记，卷三载马丹阳传记，卷四载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传记，卷五载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传记。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在宋德方《全真列祖赋》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增添了不少新内容，尤其是对两个关键点钟祖之师和重阳之师进行了详细论述。　　首先看对重阳之师的论述。　　秦志安在《金莲正宗记》中，发展了孙谦《四仙碑序》中“重阳王先生尝两遇吕真人，遽然入道”的说法，明确将甘河遇仙与吕洞宾联系起来。　　前文已经述及，甘河两度遇仙，王重阳本人并没有说过所遇仙是谁，只有“两个先生”、“明师”、“至人”、“渊明”等称呼，王重阳本人始终将自己所遇道者当作不知名的隐士看待。两件最早的王重阳传记《全真教祖碑》和《仙迹记》也都没有指明是谁。两篇撰写于金代的文献：梁栋《重阳教化集序》(1183)、范怿《重阳全真集序》(1188)都与《全真教祖碑》和《仙迹记》相吻合。徐琰于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所撰《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中，甚至称“重阳真君不阶师友，一悟绝人，殆若天授。”　　秦志安《金莲正宗记》在叙述甘河遇仙时增添了许多细节：“问其乡里，答曰：‘蒲坂永乐是所居也。’又问年甲几何，答曰：‘春秋二十有二。’复问其族，默而不言。”显然，秦志安是将“濮”演绎为“蒲坂”，暗示其人为吕洞宾。宋金时期，“濮”地有二：一为濮县，原属山东，今并入河南范县(濮阳市辖)；二为濮阳，原属河北，今属河南。从自然地理上看，二“濮”实属同一地域。　　在醴泉遇仙之前，《金莲正宗记》还演绎了一段过渡的故事，说王重阳于正隆五年某日，遇一道者同宿，经其指点，于中秋日至醴泉，再遇此道者。　　第三次是在王重阳醴泉遇仙之后，到南时村建造“活死人墓”穴居。《全真教祖碑》云：“后复遇至人，饮以神瀵(瀵，按：泉水)，因止酒，惟饮水焉。”《金莲正宗记》对这一记述进行了演绎，并说道人自称“吾海蟾公也”。这是刘海蟾的初次露面。　　在秦志安《金莲正宗记》之后的李道谦 (1219—1296) 《七真年谱》和赵道一《仙鉴续编》，又将王重阳首次甘河遇仙认定为“纯阳吕真君”；刘天素与谢西蟾《仙源像传》称：“其所遇者，盖吕纯阳也。”第三次是否刘海蟾，《七真年谱》没有直接叙述，而是引述《重阳全真集》的一段词序，暗示为刘海蟾：“余尝从甘河携酒一葫欲归庵，道逢一先生叫云：害风肯与我酒吃否？余与之，先生一饮而尽，却令余以葫取河水。余取得水授与先生，先生复授余，令余饮之，乃仙酎也。又曰：子识刘海蟾否？余曰：但尝见画像耳。先生笑之而去。”《仙鉴续编》所述情节基本相同。　　查正统《道藏》太平部《重阳全真集》卷5《虞美人》词序，文字略不同：“余尝从甘河携酒一瓢，欲归庵，道逢一先生，明云：害风肯与我酒吃否？余与之，先生一饮而尽，却令余以瓢取河水。余取得水授与先生，先生复授余，令余饮，余饮之，乃仙酎也。”其原文并没有关于刘海蟾的文字，显见系秦志安、李道谦等人增加的内容。《仙源像传》则直接告诉人们：“甲申秋，复遇刘海蟾于甘河镇。”这样就使全真教祖钟吕说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首次所遇二仙之一为吕洞宾，极易让人联想到此二仙中另一仙是民间盛传已久的吕洞宾的师父钟离权。这样，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都成了王重阳的师父，而钟离权度吕、刘成仙，又师自东华帝君，全真教北宗以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这五祖即由此而来。　　到元宪宗八年（1258）佛道辩论败北之后，全真之学几熄，全真大宗师张志敬乃谓王重阳之学传自吕纯阳、刘海蟾，请加褒异。并得到元室封赠，以后重阳出自钟吕、海蟾乃成故实。（5）　　下面简单分析一下全真道北宗与钟吕之间的互相倚重的关系。明朝胡应麟（1551-1602）《八仙庆寿词考》就曾指出钟离权、吕洞宾等八仙“起自元世王重阳教盛行”，当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以钟吕为核心的八仙信仰由全真道推动的事实。而钟吕信仰对全真道的重要作用史家关注的不多。其实，全真道北宗从创教、立教、扬教以及日常的宗教活动中都有意识地借重钟吕。前文已提及王重阳甘河遇仙与钟吕的联系过程，显示出全真教徒有意识地借重和依托钟吕之说，扩大全真教的影响，提高全真教的地位，迎合全真教徒信仰上的心理需要。且随着时间的发展，愈晚愈明显。　　明代王世贞认为：“重阳所为说未尝引钟、吕，而元世正阳、纯阳追称之，盖处机意所谓张大其说而行之者。”他认为全真教借重钟、吕始自邱处机，其实不尽然。王重阳创教之时，即开始依托钟、吕。所不同之处是，邱处机是有意宣扬，王重阳是暗中借仿。访仙传教。钟吕传说中，钟离权、吕洞宾一般都是采取梦中点化、自身顿悟的度脱方式。如钟度脱吕时，即授以仙枕，使日托梦中“升沉万态，荣悴千端”，恍然醒来，黄梁犹未煮熟，因而醒悟人生，出家学道。这种类似佛教禅宗“顿悟”的点悟式传教方式，基本上被全真教全盘接收。王重阳甘河遇仙得道后，曾自作诗词，曰：“四十八上始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一粒金丹色愈好，玉华峰上显殷红。”然后自掘“活死人墓”，静坐墓中，研读秘文，“观透真如理”，悟出了俗吐凡尘与真空仙境之区别，懂得了前世善恶与今世报应等道理，决心“存神养浩全真姓”，“换了凡躯一点尘”。从此，断尽诸缘，东去传教。王重阳度脱马钰，则采用了点悟式的办法。马钰，字玄宝，初名马从义，字宜甫，是当时宁海州的大户，资产干万，富甲宁海，号称“马半州”。《金莲正宗仙源像传》说王重阳为度脱马钰采用了“分梨十化”的办法：“十月，于庵锁环百日，日以分梨十化，警悟宜甫夫妇。分梨十化者，师初锁环之一口以梨一枚，与宜甫啖之。第六日，赐芋栗，旬日之梨为常期也。其芋栗如初之数，梨则第旬例增其一。至于十旬，面积数为五十有五，应天地生成之数。每与必诗颂警悟之。”经王重阳多方警化，数次点拨，马从义“忽而觉悟”，将财产交与儿子，将休书写给孙氏，“愿执弟子礼，从真人游。”王重阳度脱郝大通，更是典型的点悟启发式。“(郝大通)大定丁亥秋货卜于市，士大夫环列而坐，重阳最后至，背面而坐。先生曰：何不回头。重阳曰：只恐先生不肯回头。先生颇惊，遽起作礼，邀赴他所闲话。”王重阳利用郝大通一句讲述现状的平常之语，赋于其精深的哲理，借机点化，使之醒悟。如此看来，引导他们从心理深处顿悟，即“内向”性的心理体验，在这一方面，应当说王重阳既有自身的亲历亲验，又是有意识地模仿钟吕，还是对禅宗的借鉴。@啸月狂狼fx 27楼 　　全真和天师没什么继承关系。历史性就难讲了　　-----------------------------　　天师道北宋并不出名,到大中祥符八年(1015)，张道陵孙第二十四代孙张正随被真宗赐号真静先生，自此“天师”世受朝廷赐号。蠲免赋役，则为天圣八年(1080)，自二十五代“天师”始。整个北宋,天师道并不出众,在道教界影响力不大.只有到北宋末年徽宗时,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得宋徽宗恩宠,他除继承其家传符箓道法之外，亦兼修内外丹。曾预知国难，托弟子王道坚转告徽宗当“修德弭灾”。以盐池收妖闻名,天师道的影响有显著提升,可惜张继先英年早逝,又无子,道法传人吴真阳，王道坚等有名于世。传闻萨守坚也是他的弟子.北宋符箓派还是以上清派茅山宗最盛,另有阁皂、天心、神霄等派，探讨符箓派对全真道的影响当以茅山为先，龙虎还在其次。@wxjush 2012-12-21 22:27:57 　　天师道北宋并不出名,到大中祥符八年(1015)，张道陵孙第二十四代孙张正随被真宗赐号真静先生，自此“天师”世受朝廷赐号。蠲免赋役，则为天圣八年(1080)，自二十五代“天师”始。整个北宋,天师道并不出众,在道教界影响力不大.只有到北宋末年徽宗时,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得宋徽宗恩宠,他除继承其家传符箓道法之外，亦兼修内外丹。曾预知国难，托弟子王道坚转告徽宗当“修德弭灾”。以盐池收妖闻名,天师道的影响有显著提升,可惜......　　-----------------------------　　历史性、他会是王老吉的师傅？等问题后面有专门论及，借仙扬教。王重阳创立全真教之时，从外部说，三教合流的思潮成为文化发展的主流，由社会功能上的事例进展到哲学理论上的融合，出现了吸收佛道的新儒学(宋代道学)和容纳儒道的新佛学(宋代禅学)，只有贯通三教的新道教尚未诞生。王重阳作为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宗教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着手创建新道教的。他“完成了含儒佛于道的历史任务”。王重阳在创教之初即标榜三教合一，《今真教祖砷》记载，他在文登创立三教七宝会，在宁海开设三教金莲会，在福山设立三教三光会，在登州建立三教玉华会，在莱州建立三教平等会，都冠以“三教”字样，“这体现了全真教不主一教，圆融三教的立教精神”。其实，王重阳及七真之时，并没有实现三教合一，佛道之间的矛盾很深，斗争也很激烈。但三教合一作为全真教的宗教思想，从王重阳开始是未作根本性动摇的。　　王重阳创全真教是以钟吕的内丹学为基础，汲取禅学和儒学思想，以修炼心性为主要内容，以得道成仙为宗教理想，使道教向道家之学回归，从而达到三教圆融的新境界。这种与钟吕的天然联系，使全真教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借仙扬教，即借助以钟、吕之名望，宣扬全真教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愈到后期愈发明显。且因全真教的广泛影响，其它道教流派也都以钟、吕等为得道成仙的典范，并借助钟吕在民间的深广影响来宣扬本教，提高本教的地位，扩大本教的影响。如明清之时，许多道教人物纷纷托名钟、吕撰写道教典籍。《道藏》、《藏外道书》等保存有十几种托名钟、吕的典籍。如托名吕洞宾的《太乙金华宗旨》、《黄鹤赋》、　　《百句章》、《真经歌》、《鼎器歌》、《采金歌》、《吕祖北斗九皇丹经》(上中下三卷)、《金玉宝经》、《十六品经》、《吕祖师三尼医世说述》、《醒心真经》、《孚佑帝君吕纯阳祖师三世因果说》、《纯阳吕真人药石制》等等。　　总之，全真道在钟、吕内丹学的基础上而创教，借钟吕的名望而传教。与此同时，钟吕也在全真道教和其它教派的宣扬中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民间更加深入人心。@飞过太平洋 20楼 　　另外我觉得所谓遇异人传授，会不会是托词，实际上就是自己感悟，但是为了增强说服力，为了跟神迹扯上关系造出来的广告效应呢？毕竟这个方法在中国古代屡试不爽。　　-----------------------------　　托词的可能性不大，不信你自己感悟一个试试，哪有那么容易！效仙从教。王重阳及全真七子不仅在立教、扬教上借重钟、吕，在日常的宗教活动和行为上也有许多与八仙相类似之处。比如，从人物构成上，王重阳，加七真八人，与八仙人数相符。王重阳先学文，后习武，与钟离权经历相同。七子之中的人多数人在学道之前也是儒士，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八仙中七男一女，何仙姑为女性：王重阳与七真八人也是七男一女，孙不二为女性。七真中谭长真患“风眩瘫痪”，形象与铁拐李相类似。王重阳日常的装扮结束也都模仿钟离权，钟相貌“顶圆额广，耳厚眉长，目深鼻耸。口方颊大，唇脸如丹，乳远臂垂，“如三岁儿”。“容貌雄伟，学通文武，身长八尺七寸，髯过于腹，目有神光”。“束发为双鬟，采槲叶为衣，自称天下都散汉。”王重阳则是“师美须髯，目大于口，身长六尺余，气豪言辩，膂力过人”。“计其为人也，骨木雄壮，气象浑厚。眼大于口，髯过于腹，声如钟，面如玉，清风飘飘，紫气郁郁，有湖海之相焉”。可见，二人之相貌与装束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其次，王重阳及七真与吕祖相似，都能诗善词。其诗词或解道传道，或写景咏物，或自况述怀，或讽喻世事，诗风飘逸。《金莲正宗记》说吕祖善诗，平生述作，数百篇目，自曰《传剑集》。”其诗最为流传者乃是“朝游北海幕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独自行时独自坐，无限世人不识我，唯有城南老树精，分明知道神仙过。”气势宏大，飘逸脱俗。王重阳及七真在诗词创作方面也颇有建树，留下了一份值得重视的宗教文学遗产。唐圭章先生所编《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版)中收有王重阳和七真的词1970多首，其中王重阳650多首，马钰850多首，谭处端150多首，丘处机近150首，王处一近100首，刘处玄60多首。综上所述，全真道教与钟、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抛开众多的浅显原因，从最基本上说，是与全真教(包括其它道派)所赖以生存的神仙文化心理类型有关。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认为：“宗教信仰就是文化心理或文化潜意识的集中体现，现存的各个高级宗教之所以能够长期得到广大群众的皈依，就在于它们分别是跟各个主要的文化心理类型一一对应的。都能满足人们体验到的情感需要。”从文化角度分析，全真教正好与钟吕所代表的神仙文化心理类型相对应。　　作为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道教之所以长期得以生存和发展，并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和众多信徒的皈依，就是因为它能够满足民众渴望长生不死、逍遥自在、自由幸福的心理需求。牟钟鉴先生指出：“长生成仙的宗旨，虽然为道教所特有，但从深层次看，它作为一种生命理想，即反映了人类热爱生命，珍惜生命，追求永恒的普遍本性。道教不过是以宗教的形态集中体现了人类的重生本性而已。”在道教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满足各个时代民众的心理需要，维护道教的神圣传统，他们不断地把民间传说中的神仙甚至现时社会上的英雄人物吸收进道教系统，给其信仰增添崭新的内容、新鲜的血液，以吸引更多的教民。全真教诞生在具有深厚神仙文化气氛的胶东半岛，与钟、吕等有着天然的联系，也与当时当地的神仙文化心理类型十分印合。胶东半岛三面环海，海天明灭，变幻无穷，海岛迷茫隐约，引人入胜，航海艰险神奇，富有刺激，海产丰富多彩，招人喜爱，容易引发人们的神奇联想和无限遐思。这里自古以来就有着浓厚的神仙传说气氛，是中国神话两大来源之一的燕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子?汤问》说，渤海之东有大壑，名“归墟”，中有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五仙山，“其上台观皆金玉，禽兽皆纯缟，珠纤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长生不老”。春秋战国之时，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皆派人入海寻仙。秦始皇派徐福率众入海求长生之药，也在胶东半岛留下了大量遗迹和史料、传说。此后传说中的神仙，如洪崖先生、麻姑等，道士如于吉、寇谦之等都与山东半岛有关。特别是钟、吕传说，在胶东半岛脍炙人口，崂山、昆嵛山、蓬莱等地都有其大量遗迹。在这种玄妙的神仙文化气氛中，诞生和传播以长生成仙为基础的全真道教，可以说是十分理想的。全真七子全部来自胶东半岛，王重阳在陕西遇仙证道，却无法广而大之，不得不“东迈”来到胶东半岛，都说明胶东半岛丰富的神仙传说文化和由此而培育的民众的神仙文化心理结构十分适合全真道的滋生与传播。全真道的发展历史，也说明它与这种特殊的神仙文化类型密不可分，而且与钟吕传说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全真道借助钟吕的声望得以迅速发展，“夫全真之教兴，由正隆以来，仅百余载。以九流家久且远视之，宜若滥觞而未浸也。今东尽海，南薄汉淮，西北历广漠，虽十庐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今河朔之人，什二为所陷没”。同时，钟吕传说也在全真道的大力宣扬下，更加深入人心。可以说，全真道对钟吕传说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推广作用。　　如前所说，全真道尊奉钟吕为祖师，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利用他们在民间的广泛影响而扩大本教的影响。与此相应，钟吕一旦被全真教尊为祖师，随着全真教影响的逐步扩大，钟吕传说也达于鼎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钟吕传说与全真教是互利的，是一公平交易。（6）　　钟吕传说被纳入全真教传说系统后出现了以下新的特点：　　(一)由民间神仙传说变为“钟吕神迹”，从而带上了宗教祖师的威严性及宣教性。在道教徒的眼中，宗教祖师钟吕的一切言行都是有着鲜明的宗教意图，民间神仙传说中钟吕尤其是吕洞宾显迹人间的种种传说也都以济世度人为目的，都是圣祖为显示自己的存在并考察信徒向道之心是否坚诚的昭昭圣迹。道教徒大量收集这类显化传说，将各种典籍和民间口头流传的吕洞宾神仙传说编为吕祖事迹志或绘为图，以此宣教。元苗善时《纯阳帝君神通妙化记》、明道士汇编的《吕祖志》，以及永乐宫纯阳殿元代壁画，《纯阳帝君仙游显化图》皆属此类。经过这样系统而大规模的宗教宣传，原来混杂不一的钟吕民间神仙传说逐步固定，并且因宗教祖师的威严性和神圣性而不可更易。此外，在固定化了的吕祖圣地如山西永乐宫、河北邯郸梦村等形成了一个个吕洞宾传说圈。　　(二)钟吕尤其是吕洞宾由民间传说中的散仙变为“度尽天下人”的宗教使者，济世度人传说得以加强。吕洞宾被尊为全真教祖师后，教徒竭尽全力搜集其度人传说。这样，被吕洞宾度脱的人就越来越多，其中有王重阳、刘海蟾等道教宗师，有早在吕洞宾传说之前就被传为神仙的历史或传说人物施肩吾、韩湘子、蓝采和，有吕洞宾诗中提到过的柳树精，有神话传说中的金童玉女托生的凡人，树木精怪。显然，吕洞宾传说中的度人型得到了加强。　　(三)带上了鲜明的宗教伦理色彩。成为祖师之前，钟吕传说也带有奖善惩恶的伦理色彩，但那不过是一般的民间神仙传说都具有的，是神仙济世功能的一个方面。被尊为祖师后，钟吕传说尤其是吕洞宾传说带上了鲜明的宗教伦理色彩，已大大超出一般的民间神仙传说中神仙济世功能。这主要表现在：多讲善待父母，同情孤寡；抨击横行霸道，世态炎凉；传统的神仙治病说，必有诚心待人后才能得到吕洞宾的救助和治疗。神仙显迹助人买卖的传说，则必是先化为乞丐等身份试其心，良善者和诚心者方得其助。　　(四)有助于以钟吕为核心的八仙神仙班子的形成。吕洞宾被尊为祖师后，为了突出其度人的广泛性，曹国舅、李铁拐、何仙姑都成为他的徒弟，而钟离权又是他的师傅，这样有助于八仙班子的形成。到了明代，为了使八仙班子更加严密，又造出韩湘子也是吕洞宾徒弟的传说。　　(五)吕洞宾形象达于成熟，既是宗教祖师，又是民间传说中的散仙，成为一个祖师加神仙的典型代表。与此相应，他的传说也形成较为稳定的形态，基本是以显迹度人为中心，包括了世俗生活的全部内容。传说人物形象成熟的标志是具有不断吸收其它传说、滋生新传说的能力，具有极广的知名度。这一点吕洞宾传说皆具备，从上述可窥一斑。由于全真教的标榜、示范和影响，后世的道教各派以及文学、艺术等，钟、吕等八仙也都成为三教神仙。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全真教及其它道教纷纷借助八仙的盛名来宣扬自家的三教合一思想和其他教义。在《吕祖全书》中，吕洞宾本身就是一位合三为一的通神，他有儒家的身世，道家的法术，后又得黄龙禅师指点而精通佛理，时时“显化三门”，是一位三教通神；被称为“三教宗师，玄元广法天尊，圆通文尼”。他“统儒释道以宣教”，功绩卓著，地位显赫，是一位与“仲尼(孔子)，青尼(老子)、牟尼(释迦牟尼)”三大圣人齐名的神仙，荣获“文尼”之称。他在《吕祖北斗九皇丹经》中说：“三教源流本一支，何分中外与华夷，席夫俗子外蛙见，无怪逞强乱议訾。后人强斥释道为异端，彼止知儒教治世，怎知道教出世，释道无为”。可见，吕洞宾已成为古代伦理道德思想的传声筒，成为三教圆融思想的代言人。@啸月狂狼fx 40楼 　　老汉奸--王老吉原是想卖国求荣当大官　　结果国是卖了，却没求到荣。人家大金国瞧不上他　　若了一身奚落　　天下没他存身处，不得不靠神仙活。自己想了一套神怪乱说　　出来坑蒙拐骗　　他把)吕洞宾翻出来纯粹就是吃死人饭，占死人没法开口的便宜　　这是他的高明处　　-----------------------------　　此说似乎太过武断，需要史实支持，兄弟翻遍史书，也找不到王重阳卖国求荣之类的证据，他的甘河酒监确是凭军功，至于什么军功，没有见到更详细的记载，单凭这两个字，恐怕不能认定是卖国求荣。他还曾即便是历史上王重阳有无抗金义举不能定论。据金代碑记：王重阳出身于豪右之家，自幼业儒，曾参加伪齐组织的科举，未中。后弃文习武，应考武举。关于军功和应考当是后人对其非议的主要史实，欢迎补充。但据元初诗人商挺《题甘河遇仙宫》称颂他“重阳起全真，高视仍阔步，矫矫英雄姿，乘时或割据。妄迹复知非，收心活死墓。”当指王重阳在女真入侵中原，抑或刘豫建号大齐的时代，曾表示反抗。商挺生活的时代距王重阳的时代并不远，而且他的任职经历也使得他可能更加了解王重阳的行事。清末《长春道教源流》考证过王重阳起兵与金兵相抗事，近现代许多老学者也认同这一点。但王重阳究竟如何反金割据，历史上并没有更明确的记载。王重阳本人以及全真七子的著作中，也没有找到相关证据和资料。　　但王重阳能创教，决不是卖国求荣，金人入主中原以后, 金统治区一般下层民众和在野汉族士人不满金人的野蛮统治, 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北方全真道及真大太一三